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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0年，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·帕累托在整理意大利、瑞士等国的纳税资料和财产登记后发现，只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和平发展，社会财富都会产生一种“稳定不平等”的现象，即全社会80％的财富集中到了全社会20％的人手中，而剩下80％的人，只拥有全社会20％的财富。帕累托所发现的这种“稳定不平等”现象，后人称为帕累托法则（20/80法则），或者二八法则。 事实上，帕累托只调查了从1890-1900年大约十年间相关国家的财税数据，存在着采样数据偏小的局限性。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深入研究，发现只要没有外力影响（大灾难、战争、革命等），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往往会达到惊人的一九程度，产生巨大的贫富悬殊。 托马斯·皮凯迪在《21世纪资本论》中，把贫富悬殊的原因归结为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。这是个委婉的说法，马克思说得更坦率：这是因为剥削，因为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工人的剩余价值。马克思原本只想安静地做个美男子，但是看到一个朋友经营的纺织厂的账本，发现每年产值的一大半被划为利润，马克思深感愤怒，从此开始《资本论》的写作。 贫富悬殊不单纯是个道德问题，而是个严重的经济问题。贫富悬殊会引发经济大萧条，其传导路径大致是这样的：贫富悬殊造成资本过剩，资本过剩造成生产过剩，生产过剩造成企业亏损，企业亏损拖累资产价格，资产价格下跌带来经济危机，经济危机把社会从虚假繁荣打入萧条深渊。 信奉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家们，喜欢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所谓的结构性问题，使人误以为经济危机是由行业和部门的资源错配引起的。2008年从华尔街开始爆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，到今年已是第8个年头了。美国QE了三次，2015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跌至0.7%，失业率U-3为5.0%，U-6为10.8%。日本搞安倍经济学更是N次元QE，但日本经济2015年第四季度居然负增长。现在日本央行开始实施负利率，在银行存钱要给银行交保管费，吓死宝宝了！这能刺激经济回升吗？答案是不能。 生产要素的结构性错配只会造成生产短缺，而不会造成生产过剩。能够造成生产过剩，引发经济危机的唯一“结构性问题”，就是贫富悬殊。以“结构性问题”一词代指贫富悬殊，是主流经济学家心照不宣的隐喻。听经济学家讲话，认真你就输了。 贫富悬殊也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。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虚假繁荣与真实萧条是贫富悬殊同一块硬币的两面。多数人的赤贫和少数人的骄奢淫逸，进一步使经济深陷萧条泥潭而无法自拔，加剧社会动荡直至引发政权更迭。 这个世界上，从来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，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。 凯恩斯在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中有句话：“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，经济萧条可能永远无法结束。”豪富权贵作为既得利益者，打着“自由、民主、人权”的旗号，宁愿全社会空心化，也不愿吐出到嘴的肥肉。任何的无所作为，或者妄图单纯以经济手段摆脱萧条都是缘木求鱼。美国、欧洲正在走向长期衰退，日本经济已经开始第三个“失去的十年”，这都是用社会发展停顿为代价，为大资产阶级的供给出清买单。 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，在欧洲游荡。”一百五十年后，这句话可以改成：“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，在全世界游荡。”
中国的王朝周期律，也是贫富悬殊自动形成并引发周期性政治波动的历史写照。历代王朝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，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贫富悬殊这个问题。 如果我们抛弃教条约束，考察地主、佃农、土地、粮食和资本家、工人、财富（资本）、产品这两组概念，应该说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。资本家剥削工人，地主也剥削佃农，而“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”的土地高度兼并就是封建社会贫富悬殊的主要表现。封建社会的贫富悬殊同样制造周期性经济危机，使全社会陷入周期性大萧条之中。 “文景之治”后，汉武帝登上历史舞台，发现四十年盛世，国库财力却十分有限，外表华丽、富裕的汉王朝，在匈奴的烈马弯刀面前不堪一击，只能用“和亲”这种耻辱的柔性外交苟且偷安。外表富裕的社会，贫富分化触目惊心：一面是权贵豪门奢华无度；另一面则是“贫民常衣牛马之衣，而食犬彘之食。”整个国家权贵奢靡，奸商暴富，市场混乱，国弱民贫。 公元前127年，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《迁茂陵令》。将汉王朝全部的豪门巨富，一律迁徙到京城附近的茂陵。封建时代最重要的财富（资产）是土地，奉旨迁徙只得转让土地，于是，王朝地方政府将豪门巨富的万千良田以低价收购，分给无地农民。这样一来，赤贫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，王朝政府的税收又大大激增，以平和、法治的方式，实现了“均贫富”。 汉武帝对于阻挡其政策实施的既得利益集团毫不手软，即使是小舅子说项也白搭。不，不能说是白搭，实际上是把小舅子也搭上了。汉武帝的小舅子，名将卫青，为豪侠郭解说情，导致郭解被砍头，自己的军职被免。 帝国的长治久安，是建立在关键时刻不手软，毅然采取政治手段均贫富的基础上的。汉朝从高祖到宣帝，总共七次迁豪强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先迁江南富户十四万户到凤阳，再迁各地富户五千三百户到南京，最后又迁天下富户一万四千三百余户到南京。据贝琼《横塘农诗序》说：“三吴巨姓，享农之利而不亲其劳，数年之中，既盈而复，或死或徙，无一存者。”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每每到了后期，承平日久加上虚假繁荣，导致政治家政治能力退化，放任土地高度兼并，从虚假繁荣最终走向实质衰落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危机四伏，财税收入严重下滑，国家能力进一步萎缩，人心思变，最后要么权臣政变，要么外敌入侵，要么农民揭竿而起，王朝走向崩溃。 自由主义者念叨的“藏富于民”、“民富国强”，是一种既不懂得辩证法，又不了解历史的意淫。藏富于民的结果必定是藏富于少数人，少数人富裕不仅降低国家财税收入，而且腐化社会风气，消解国家软实力，使国家走向衰退而不是强大。 “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间正道是沧桑”。一个社会的富人，大多数有思想有文化，是当然的精英，但精英要懂得文武之道、张弛有度。国家在经济落后时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而先富起来的群体，如果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，却借助先富优势，继续拉大贫富差距，造成贫富悬殊、经济萧条、社会停顿，睿智的政治家就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，以为人民负责的态度，用法治和文明的手段“均贫富”。只有国家富强，才有人民幸福，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与发展中，必须牢牢把握的唯一正确方向。 |
